家喻户晓的“包青天”包拯，大家更习惯称他为“包公”。他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，即公元九九九年。他虽为官只是二品，却逾千年而享有盛名。每当世风日下，腐败弥漫，忠贞之士遭受压抑，劳苦大众溺于水火，正气不得伸、有冤无处诉的时候，人民便会想到这位敢说真话、敢斗邪恶、为民请命的著名清官。他好像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夙愿与希冀，抑或成为华夏儿女的精神支柱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过那漫长而苦难的历史征程。人是不能没有梦想的。包公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“正直之神”。
当我们走近本书的主人公——合肥市一位文物工作者,我们并没有想到竟会有人在专门研究“坟墓”，并成为知名专家；更想不到在清理包公墓的过程中，会出现那么多的坎坎坷坷、曲曲直直，冒出了那么多奇怪之事，意外之事，令人发指之事，不可思议之事，让人凄然泪下之事，使人拍案而起之事，感人至深之事，发人深思之事。?
我们相信，我们在这里讲述的，或许是你从未接触过的一个生活领域。这些故事，看上去充满了传奇，甚至还有一些宿命的成份，但我们要告诉你的却是一个真实的包公，以及包公一家几代命运多舛的真实的故事。自古道，盖棺定论，我们在这里要告诉你的是，即便“盖棺”，到头来也未必就能“定论”的故事。
一里三公
安徽省的省会合肥，古称庐州府。自秦嬴置县，已逾两千年。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了。
合肥城东南十五里，史书上称其为“公城乡公城里东村”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这里就叫它合肥市郊区大兴公社双圩大队黄泥坎村生产队。现在虽说它已是黄土裸露，几无树木，在以前却是草木葳蕤，松柏森然。其周遭皆为开阔的平畴之地，惟独兀兀然隆出一个缓缓的岗头，这岗头虽不似峻拔的山岭，亦无峭崖矗削的惊心动魄，然而却也地势高亢，气宇非凡。就在这气势非凡的岗头之上，长眠着闻名天下的“包青天”包公。
一千多年来，岁月延宕，战乱不断，黄泥坎屡遭兵燹，包公墓也早就被破坏得残碑断碣。但历朝历代又都不乏修缮之人，每每又使其幡然一新。历史上这里似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大凡庐州府知府或是合肥县知县来此赴任，头一件要办的事，便是前往护城河边的香花墩上拜谒包公祠。这既是为了顺应民意，更是为给自己的脸上贴金。而且，每年的春秋两季，府学教授和县令也都少不了亲率全体师生出城祭扫包公墓。
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五年，当姚文元抛出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之后，一场以批臭清官发端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便急风暴雨般地席卷而至。在那场关于清官的大辩论中，批判的结论有三：一，清官比贪官更坏；二，清官具有更大的欺骗性；三，清官实际上起到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。说清官比贪官更坏，这实在是千古以来最大的荒谬。历史上的清官，当然不止海瑞一个，除海瑞而外，尚有于谦、况钟、彭朋、刘墉、于成龙、施士伦和刘统勋等等。而影响最大、最有光彩的当数包公。一时间，包公受到海瑞的牵连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，合肥市包河公园中的包公祠被洗劫一空，包公塑像被粉身碎骨，包公后裔世代相传保存下来的包公画像和《包氏宗谱》被付之一炬。研究包公的专家学者随之也犯了弥天大罪，遭到残酷的批斗。
“红色风暴”中，负责保护文物的文博干部在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中被驱逐出城市，安徽省博物馆更名为“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”，简称“万岁馆”。文物安危无人过问也无法过问，作为“省级文物”理应受到保护的包公墓，自然就在劫难逃，很快遭到了令人发指地践踏。?
先是坟头被扒开，地宫上的条石被撬坏，几场风雨后，墓室内便有了黑洞洞的一池污水。接下来的是盗墓者，他们将可能残留的零散碎片，也扫荡一空。
到了一九七三年的春上，合肥二钢要建石灰窑，在《安徽日报》登出了《通知》，要让在此长眠了九百七十四年的包孝肃公挪挪地方。?
《通知》全文如下：
合肥市革委会冶金建设指挥部因建设需要，在东郊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征用土地一片（包公墓处），东起合肥造纸厂道路，西至黄泥坎土路，南自铁路专用线，北到双圩大队办公室，上述范围内坟墓急需迁移，希各坟主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前，持当地革委会证明前往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办公室办理迁坟事宜，逾期按无主坟墓处理，特此通知。
《通知》的内容是十分明确而又不容置疑的。这个《通知》以“冶金建设指挥部”的名义出面，就一点也不奇怪。奇怪的倒是，迁坟的范围已通知得那么具体了，偏偏又要用括号特地注明“包公墓处”，其用意当是不言自明。“冶金建设指挥部”要墓主迁走的，显然不仅是包公之墓，而是包公整个家族的墓群。
在中国，最忌讳的莫过于“挖祖坟”，可今天这里要挖的，又将是一个不剩！
合钢二厂的头头们还算清楚，报纸上对清官开展的批判与老百姓心里所想并不一样，还是怕招惹出什么麻烦。他们也还知道包公墓曾经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怕有人注意不到《通知》，就又主动与省“万岁馆”取得联系。
当时留城坚持工作的文博干部吴兴汉，出差刚刚回到馆里，听到钢厂要求迁移包公墓的消息，不禁吃了一惊。“文物保护单位怎么可以随便说迁移就迁移？”他在文物方面的整个思路，丝毫没有受到运动的影响。??
包公墓要动迁，吴兴汉感到不可思议。他起个大早，乘坐从市政府广场开往东郊大兴集的班车，然后心急火燎地撵到黄泥坎。到了包公墓地，吴兴汉一路上悬着的那颗心，竟好像被谁猛地从胸腔中掏了出来，又重重地掼在岗头上。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，眼前竟是一片凄凉而又狼藉的景象：虽然尚有十几座大小不一的土坟丘仍原封不动地凸现在那儿，包公的墓丘却分明已经被挖开，坟头不见了，原来是坟头的地方，现在成了一个面目狰狞而丑陋的大坑，坑里盛满了肮脏不堪的秽水。
这情景看得吴兴汉的眼睛止不住一热，差点落下泪来。
问附近的农民，农民说，这包公墓早在五年前就被人挖开了。
看来，包公墓已无法实施保护，包氏家族的其他墓丘被破坏也只是迟早的事。惟一还可以去做的，就只有对包公墓群进行一次科学清理，以保护好其中的文物，并力所能及地获得比较完整的发掘资料。
从大兴集黄泥坎回来之后，吴兴汉就上上下下地忙活开了。?不幸中之大幸，省“万岁馆”的领导小组对这事十分重视。他们很快向上级写出了报告。当时安徽省的党政一把手李德生，不仅做出正式的批文，还拨出三万元专款，明确指示由省“万岁馆”、市文化局、合肥钢厂、大兴公社以及包公后裔联合成立一个“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”。
现在回头去看，李德生主持工作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，虽然没有阻止“合肥市革委会冶金建设指挥部”登出的那个荒唐的《通知》，但是在那样一种形势下，能下达这样一纸公文，做出如此决定，还是十分不容易的，至少顾及了民间对包公的感情。参加现场工作的具体名单很快得到落实，顺理成章，吴兴汉担当起了这项清理发掘工作的主持人。由于这事引起了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，《安徽日报》上登出的《通知》中所限定的迁坟日期，就变得毫无意义。
包公墓的清理发掘，在中国的文物考古史上，堪称一件大事。却因为发生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，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，从一开始就对它表示缄默，以至迄今鲜为人知。但是吴兴汉记下了这个不该被遗忘的日子，这项足以牵动世人魂魄的发掘工作，是从一九七三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开始的。
挖出了包公墓
清理挖掘的队伍很快开进了黄泥坎。省市各有关部门抽调出的人员集中到一块，竟也有三十多位。不能说人手少，但吴兴汉心里十分清楚，除去他和“万岁馆”派来的探墓技工陈廷献，其余的基本上可以说是门外汉。
当然，如果用“门外汉”来作比方，又肯定要闹笑话。仅就“万岁馆”抽来的七个同志中，姑娘们就占了一多半。她们不光不熟悉文物发掘工作上的常识，连这场面也不曾见到过，全是馆里在搞井冈山展览和安徽省革命史展览时，从一些单位先后调进“万岁馆”担任讲解工作的。
“万岁馆”抽来的方笃生，情况有些特殊。他在以后的发掘工作中，起了重要的作用，但最初决定抽调他参加时，他却是极不情愿的。他是个搞旧石器研究的人，他从事的专业与发掘包公墓风马牛不相及。包公只是北宋人，包公墓也只有八九百年的历史，同“古人类”扯不到一块去。
在这支不大不小的发掘队伍中，还有两位包公后裔：一个是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，族内称他为“毛老爹”，是包公嫡系后裔八十多人之中辈分最高、年龄最长者；一个是包公三十四代孙包遵元。他俩都是包公祠的工作人员。
合肥市文化局派出的程如峰是一九四九年二月投笔从戎的老战士，离开部队后被分配到了合肥市委宣传部。参军之前，程如峰就是省立师范的一个高才生，转业后实指望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却不料屡屡遭挫：先是在市文联负责《合肥文艺》，刚把杂志办起来，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突然撤销文联，杂志自然就停办了；后调入文化局，在剧目室编剧，刚刚才熟悉编剧的业务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又将他赶出合肥，去了远离城市的长丰县杜集“五七”干校，一耗就是五六年光阴。从杜集“五七”干校重新回到合肥，回到文化系统之后，他就毅然决然要求去了文化馆，成了合肥市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专职人员。包公墓的挖掘，正好给了他开始新人生的大好机会。爱动脑动手的程如峰很快成了吴兴汉的得力助手。
?面对黄泥坎上的这支“杂牌军”，吴兴汉的心里一直不踏实。吴兴汉最不踏实的，莫过于眼下这种糟糕的时局：所有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和有关的历史文物均被尘封了。参加到发掘组里来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话虽不多，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他，世代相传的包氏家谱及相关的文字材料全在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就被毁之一炬。就是说，必不可少的前期资料的准备工作无法进行，只能够两手空空，仓促上阵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了。
幸好吴兴汉还有陈廷献。
陈廷献是洛阳人。洛阳地处中原，为东周、东汉、西晋等九朝的首都，地下的文物极为丰富，古往今来，盗墓者众。陈廷献就是盗墓世家之后，打小就练就出一副非凡的身手。他凭借着一种特殊的工具，可以神奇地探入地下，无须先把坟包挖开，便可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墓，以及那墓的具体年代。
陈廷献操使的那种特殊的工具，如今的文物考古界叫它“洛阳铲”。这是精明绝顶的洛阳铁匠和盗墓者，经过数代人的不断完善，共同创造出来的探墓之宝。那铲头看上去呈半圆形，中空，壁薄，口利，柄儿长，上面接着竹竿、木棒，或是系着麻绳，用它探入地下，就能把数丈之深的泥土取到地面上来，然后，从土的成色上分辨出墓土和原生地。洛阳以外的能工巧匠依样仿造，即便以假乱真，但就是不能从地下带上土来。
陈廷献的工作是有条不紊的。他从墓群的外围打起，前前后后，上上下下，打出了上百个“探眼”来。地下打上来的土，经过陈廷献认真辨认，结论出来了：上方，有一座主墓，地面上的坟丘最大，高约五米；地下的墓室也最大，长宽均在三四米之间，而且墓室是由坚硬的石料构筑。初步可以肯定，这当是包公墓无疑。
主墓的后面，即在“先茔之次”的位置上，有着十几座坟茔，大体匀称地分布于主墓中轴线的两侧。估计这是包公子孙之墓。
从“探眼”取上来的土色判断，左下方有一座小坟，远远偏离了整个墓群，又是座土坑墓，凭经验，料定它与包公的关系比较疏远。
陈廷献将地下墓室分布绘制成一张草图交于吴兴汉。吴兴汉十分满意。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，他就可以下决心了。
吴兴汉决定先从位置卑下、偏离墓群的那座小墓开始动手。这可以理解为他是要先易后难，当然也是一种“投石问路”。
小墓的主人葬得并不深，墓上的封土高约三米，且成不规则的半球形。从“封土”，到“填土”，都不见夯层，更没有发现夯窝，足见入葬时的匆忙和草率。这是座土坑墓，挖起来很方便，派上去的大兴公社的民兵，没费多大的气力，就清除掉了封土，露出了墓坑来。
看得出，墓坑的东西两壁略向内倾斜，呈现弧形；坑内的填土均为纯净的“五花土”，即“墓土”，既无夯层，更无任何扰乱迹象。但等到细心地除去棺木上的泥土，大家都吃了一惊：挖出的，居然是一口楠木棺材！楠木棺材的出现，使吴兴汉大为意外：小墓所葬的，分明不是一般的墓主！
尽管是土坑葬，尽管年代已经久远，楠木却还算好，透着一种纯粹的咖啡色，而上面原先刷着的髹漆，现在漆皮多半剥落于棺底的两侧。待把棺木周围的泥土完全清理干净之后，吴兴汉又是一怔：他发现，楠木棺材的底板两边，竟然排列有序地悬挂着六个供当时执绋抬运用的大铁环！
墓主何许人也，竟然受到如此规格的礼遇？这在他多年的考古生涯中，却是闻所未闻的。
越发使人感到蹊跷的是，经过一番仔仔细细地清理之后，只在棺材里发现了一些已经是残缺不全的人骨，却并未寻找到其他器物。
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文物，这多少使得吴兴汉有些扫兴。但是，搞古人类研究的方笃生，他的兴奋点本来就不在有没有器物，而是在遗骨。虽然遗骨并非远古化石，他还是下意识地跳了下去。
方笃生认为，在这个临时组建的发掘的队伍中，甚至包括吴兴汉在内，没谁会对死人的骨头有兴趣，但这正是他的优势所在。
黑糊糊的棺木之中，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......
他们从淤土中先后找出墓主的头骨、肩胛骨和肋骨，还找出了大量的人骨碎片。方笃生凭着经验，分别认出了墓主的头盖骨和四肢骨。最后，又一次出现了一桩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感意外的事......
又一次出现了一桩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感意外的事，就在这个小小的墓室之中，居然清理出了两合重叠竖立着的，长宽都在一米以上的墓志石。?先发现的那块墓志盖上，阴刻着十二个厚重的隶字：“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”。这是宋朝的墓穴无疑。但“永康郡夫人董氏”是谁？没人知道。
再看另一个墓志盖，程如峰惊得眼睛都直了。他分明发现，那上面清清楚楚地阴刻着十六个同样苍劲的隶字：
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这就是包公墓？
这怎么可能是包公墓！
当两合墓志石被吊到地面上时，在场的所有人差不多全傻了眼，难以相信，却又不容置疑！
一个墓室，一口棺材，放有两个人的墓志铭，这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尚无先例。但是，这肯定无疑是包公墓，而且，它还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合葬墓。奇怪的是，他们为什么会被葬在这个位置？
既然这座位置卑下、偏离墓群的极不起眼的小坟丘，是包公夫妇的合葬之墓，那么，上方那个又高又大一向被世人公认的包公墓，又会是谁的墓冢？?程如峰大惑不解。吴兴汉更是一头雾水。
吴兴汉所以避开那座高大显赫的主墓，先找个游离墓群看似卑微的小墓动手，原本只是想摸索出一点经验，最后再去解决包公墓，谁知歪打正着，倒是把包公墓给挖出来了！
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，吴兴汉第一次被搞得晕头转向，摸不到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