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·天官书》称：由于当时列强并立，互相攻伐，兵革纷起，城邑数屠，再加上饥馑、疾疫和各种焦苦，君臣上下同罹忧患。所以，观天象，察机祥，候星气之事最勤最急。各国都出现了一批较著名的星占家。如春秋时鲁国的梓慎，郑国的裨灶，晋国的卜偃，宋国的子韦。战国时，楚国有甘德，魏国有石申。甘德的《天文星占》，石申的《天文》，二者结合，就是著名的《甘石星经》。当时各国的大臣，几乎都精于星占之学。
于是，以星占学为首的各种预测和占验的数术如雨后春笋，竞相涌现。以卖卜为生的人也出现了，而且生意还不错，足以养活一个十口之家。择吉办事的习俗也流行起来了。“外事用刚日，内事用柔日”，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及诸国办事的一个惯例。士人们行冠礼，要特意寻找“令月吉日”进行。据记载，吴国的伍子胥，越国的范蠡、大夫种等，均擅长以干支日辰择吉，并且屡有奇验。据说范蠡带西施出走时，选了个“玄武天空威行”，而且言之者死，说之者狂的日子，使越王勾践无可奈何。
到汉代，择吉术形成了，而且还不止一家。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记载：汉武帝时，有一次召集长安城著名的择日家，问某日可否娶妇？五行家说可，堪舆家说不可，建除家说不吉，丛辰家说大凶，历家说小凶，天人家说不吉，太一家则说大吉。各执一理，争得不亦乐乎。最后汉武帝发话：“避诸死忌，以五行为主。”这才一锤定音，解决了这场争端。
